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防风险”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每每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并论，处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体现出我们党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与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也为全党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课。
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新的课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全新问题。这既源自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目标等新情况，又表现为风险本身的变化、演进、传染、蔓延等新特征，还体现为对风险防范、化解、阻断、止损各项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以新战略来解决新矛盾。
所谓“新”，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相应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多极化趋势明显。变革之中冲突加剧，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许多国家内顾倾向明显，甚至重拾冷战思维。世纪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全球生产和贸易面临变局，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领域，战争、能源危机等极端风险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清醒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总体上看“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但要破除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拦路虎”，还要全力应对有可能“逆风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会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
所谓“新”，最大的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学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对科技革命引发的变革契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质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发展动能，用不好就可能为未知风险的累积和蔓延提供“温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风险、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范围和程度，仍然是业界争论的焦点。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两分法”，不能无视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也必须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未知风险保持警惕。
所谓“新”，最显著的特征是风险的系统化、全球化蔓延态势凸显。纵观新世纪以来，点上风险系统化、局部危机全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蔓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叠加效应之强、破坏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别是疫情席卷了整个人类世界，对社会治理、生产组织、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创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趋势，都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简言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新”，就难以深刻理解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难以在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的世界中谋求稳定的发展，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难以高质量制定政策、高水平执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制造出新的风险。
消除模糊认识，处理好重大平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发展机遇与挑战，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防风险”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预见到了重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党中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知模糊问题，特别是对“统筹”方法论的认识不足。这可能造成政策出台上的“挤碰头”、执行上的紊乱和不到位，也可能出现因短期暂时波动而影响长期战略实施等现象。比如，对已经识别出的风险，虽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表面上的“易爆点”，但形成风险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风险点就会层出不穷；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风险点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趋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做不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后果；对一些风险的关联性认识不深，目光只停留一时一域，缺乏大局意识、系统观念，在操作上容易引发次生风险……这些问题不解决，风险势必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疲于奔命四处救火却抓不到根子。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明确价值原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特别是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处于作出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如何考量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只要坚持从这个价值原点出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厘清逻辑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始终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发展是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从长期看，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一般经济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逻辑。
明确了价值原点，厘清了逻辑框架，还要认识和处理好一些重大平衡关系。
例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会损失资源配置效率，丧失经济活力，出现政府失灵；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会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权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争论贯穿百年、经久不衰。西方国家认识这一重大关系的“钟摆”在政府与市场两端反复摇摆，一朝“碰壁”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就会“摆荡”回另一端。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弥补了西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认识上的缺陷，也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引。当前人们高度关注的经济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高企、各领域政策“挤碰头”等，从根子上梳理，都源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因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不到位。必须要既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扬长避短、有机结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发挥，才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不断化解前期风险、不累积新的风险，也更有余地余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极端情况。
再如，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追根溯源，都起因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失衡、外部竞争力下降，是实体经济扭曲体现到金融领域的危机大爆发。
不同国家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有专家分析说，有的国家认为金融可以独立运行，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人士，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认为在金融市场挣到了钱，这个钱就是“真”的，不考虑其背后是否有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有的国家在出现过度投机造成泡沫甚至泡沫破裂时，才会关注二者关系，但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的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但在理论认识层面却缺乏总结和提升。我国一向高度重视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国内政策上，我们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就研究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力争反映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数量和程度。
百年来的各种局部或者全球性经济危机无不表明，把握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把握住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对于当前我们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如金融领域资金空转问题、市场主体高负债问题等，既要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也要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去化解。
用好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道理千万，关键要以实践检验成效、在实践中深化认识。
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几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有力维护了经济大局稳定。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空间。
宏观上，我们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2017年至2019年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0%左右；微观上，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机构，有效避免了点上的风险系统化蔓延；制度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持续加码，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特别是在风险易发高发的重点领域，我们持续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下大力气改善金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情况。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非法集资、跨境赌博及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得到有力遏制；优化政府债务管理，调整地方债务发行进度，降低债务成本……截至2019年末，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历史峰值缩减了12万亿元。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实体经济发展向好，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占GDP的比重为27.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国际影响力继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额、外汇储备均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消费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取得如此亮丽的发展成绩，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持续努力功不可没。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冲击剧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都不好过。以前被掩盖的传统结构性问题有可能急剧恶化，原本蛰伏的风险有可能在短期内集中显现。对此，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在风险处置上既要果断出手又要精准拆弹，重点是用好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越要步调一致向前进、沉着应对，这是我们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证。
——坚持底线思维。即使处于发展的顺境，也要居安思危，增强对风险的预判，深入理解市场心态，关注市场曲线动向。特别是要在完善风险预警预判机制上下功夫，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
——坚持系统观念。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分出轻重缓急，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调整过快过猛而打击预期，非经济领域的政策出台亦需充分考量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既要防止不同领域政策“挤碰头”造成的“合成谬误”，又要防止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打成突击战造成的“分解谬误”，还要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风险蔓延至经济金融领域。
——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要在动态发展中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确保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风险。既不能只顾往前冲不看脚下路，也不能以发展停滞为代价解决风险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失速的严重后果，甚至错失发展良机。
——强化执行精准性。力争使处置风险的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抓到要害处，将波及面和破坏力降到最低。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要精准拆弹，绝不能让风险传染蔓延；对于暴露明显、短期化解会有阵痛但不会对全局伤筋动骨的，要果断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主动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于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坚持以改革弥补监管短板。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总的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学理论，强大稳固的实体经济“基本盘”，结构优化、运转健康的金融体系，富余的回旋余地以及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归根结底，要廓清思想认识迷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用好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积淀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的智慧，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经济日报调研组成员：记者栾笑语 于泳 郭子源 原洋）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8月22日 第1版）
